薛氏家族是近代无锡乃至近代中国的名门望族，涌现出薛福成、薛南溟、薛寿萱等几代名人，在思想文化、工商经济等多个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一切都与薛福成家族文化及教育特点有紧密关系。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生于无锡，先后师事曾国藩、李鸿章，历任宁绍台道、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钦差大臣等职，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和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勤奋务实，忧国忧民；主张学习西方，工商立国；倡导维新变法，力推“君主立宪”。其思想对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和民族工商业兴起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身虽殄兮灵不灭，炯丹心兮昭白日”，薛福成的这两句诗是对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

家族教育，男女兼重

作为家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薛福成家族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嫁进薛家的女子首先就要求具有文化修养，以便能够相夫教子。从薛福成曾祖母许氏、祖母顾氏再到母亲顾氏、长媳吴氏等，都是如此。许氏出自书香门第，“自幼工吟诗，名句属机杼”，是位颇有学养的女性，正是她提出了“不羡门第贵，不取服用奢；但得贤淑女，读书种子夸”的薛氏家族择媳标准。当时薛氏家族家境还较贫寒，许氏却能注意择媳要选择贤淑之女，以利于培育“读书种子”，可谓见识不凡。母亲顾氏出于锡城望族，从小就在世代读书业儒的家庭氛围中生长，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吴氏是安徽桐城人，世有明德，父亲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能文章。受到环境熏陶，她也是位知书达理的女子。这些卓有学养的女子，成为薛福成家族文化链条上闪光的一环，也成为薛氏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成员。

作为女性在教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自然结果，薛福成家族教育具有男女兼重的重要特点。早在光绪17年（1891年）薛福成便曾提出：“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 薛福成的这一主张比起1904年初“癸卯学制”推出“国民强迫教育”要早12年多，这种兼重男女教育的理念，不仅有利于并体现了薛氏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于当时的中国更是一个进步的改革主张。薛福成孙女薛秀群堪称其典型。她具有开明而进步的文化和教育主张，曾大为叹羡“泰西各国凡兵刑财赋之政、光声化电之术，人无男妇，皆通学而讲习之，所以，明者愈明，强者愈强焉”，并大声疾呼“吾国墨守破败之政制、之学术、欲与日新月盛之强邻者抗求国无亡，安可得哉？”直陈教育必须是男女“通学而讲习之”，所学须包括先进之政制、学术在内的知识，而不仅是制器之技和枪炮传舰之术。她还积极着手兴办新学，力图“兴女学于州里，为将来国家培教养之基”。 (《薛慕人墓志铭》)  她的主张和实践，一方面反映出自己自幼便受过先进而全面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揭示近代薛福成家族女子教育的新貌。薛福成另两位孙女（孙子薛学谦的长姊、二姊）也都毕业于上海宴摩氏女校，皆通文史。薛氏女子教育已是如此，更遑论该族的男性子弟了。

崇尚实学，经世致用

薛福成家族虽多有科举之人，但也崇尚经世致用之学。薛福成之父薛湘就是一名邃通天文、舆地、说文、象数之学，旁治兵家之言，精古文辞及诗律的士子。受家风家学影响，薛福成对“专经八股六韵，徒事空谈，抛弃事实”的科举致仕道路产生疑问，开始向往前辈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说。正如他日后所说:“福成于学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岁时，强寇窃发岭外，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摒弃一切而专力于是。”由此薛福成从攻读“八股六韵”转而研习“经世实学”，并立下“济时艰而匡世运”的宏伟大志，决心把自己塑造成为有真才实学的“经世”之才。薛秀群疾呼“吾国墨守破败之政制、之学术、欲与日新月盛之强邻者抗求国无亡，安可得哉”，也说明她是十分崇尚经世致用的实学的。

顺应时代，积极转型

以儒为业、敦诗重礼的薛福成家族，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不断传播，积极加入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转型进程。1864年薛福成撰写的《选举论》一文，对科举制提出激烈批评，大致是转型的开端。而薛氏子弟甚至女子纷纷走出家族，到新式学堂读书，还出现了家族女子外出教书的情形，则成为转型的深化。如薛寿萱（薛福成孙子）的长姊、二姊皆毕业于上海宴摩氏女校，长姊还出任英文教习。此外，薛家子弟还把求学之路拓展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辛亥革命前后，北京清华学校选派幼年学生出洋留学，薛南溟二子薛学海获得首选，以民国3年夏赴美留学。第二年冬，南溟幼子薛寿萱自费赴美。后薛南溟女婿张鸿鼎也留学日本。这种家族教育上的巨变，无疑是薛福成家族实现全面转型的基础，由此又带来了文化上（从实学进一步向近代文明转型）、政治上（从封建官僚阶层向新兴资产阶级转变）、经济上（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民族实业创始人，1896年创办了薛氏家族的第一个企业——永泰丝厂）的全面转型，成为近代无锡、江南乃至中国著名的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