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声，事事关心”，想必大家对这幅楹联都很熟知，这是东林书院（在今江苏省无锡市区）的一副楹联，明代东林党领袖高攀龙、顾宪成等曾在此讲学，二人并称“高顾”，同为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1562年－1626年），江苏无锡人，初字云从，更字存之，明代文学家、政治家。出身江南世家，世称“景逸先生”。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遇父丧归家守孝三年，任行人司行人。因疏论辅臣王锡爵，谪官广东揭阳县典史。后卸职归故里，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史称“以静为主，操履笃实”。天启元年（1621年），入朝为光禄寺少卿，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因弹劾宦官魏忠贤阉党，削籍为民。天启六年（1626年），锦衣卫追捕东林党人，高攀龙效法屈原从容赴水而死。在自尽之前，写下《家训》一卷，共25条附杂训5条，向子孙强调了“做人是第一大义”的宗旨以及做人的种种要求。

“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古聪明睿知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草草看过。”

“以孝悌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临事让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

这两段话是出自高攀龙的《高子遗书·家训篇》，意思就是告诫子孙要把孝悌、忠义、廉洁、诚实放在第一位，以做好人为最重要的道理，其他的事情都要以此为准，哪怕为此吃苦受苦也不能有所改变，因为做好人才能捡到“大便宜”。

高家子孙恪守“做一个好人”的祖训，高攀龙之子高世儒，侄子高世泰，以及高菖生、高芷生、高愈等后人，都坚持做一个好人，以传承家训为己任，安贫乐道，坚持办学。高攀龙的侄子高世泰，自幼深受叔父的熏陶，在学问方面颇有建树。清代大学士熊赐履就出于高世泰门下。在叔父以死殉节之后，他并未采取“划清界限求自保”的做法，恪守叔父留下的“做一个好人”家训，毅然挑起整理叔父著作的担子，不惧怕会因此惹祸上身。在明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此后便退隐乡间。明亡后，他赎回叔父高攀龙旧宅，修学讲学，专注于纯粹的学问之道，一生未仕。后由高世泰之子高菖生与高芷生发起，满清王朝修复了“东林书院”，将其再度恢复为一个学术中心。他们遵从父亲遗志，没有选择当清朝官吏道路，依旧传承家学。

高攀龙兄孙高愈，在高攀龙著作的熏陶下长大，十岁就立下了要传承这份家学的志向。为人严于取舍，才学超卓，一生未出仕，以埋首治学为己任。江苏巡抚张伯行请高愈主讲东林书院，他以疾病推辞。高愈在高攀龙“做一个好人”理念的指引下，以清贫为乐。并教导子孙:“读书人要安于贫苦，将追求的目标放到大义之事上。”他的个人修养极高，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聚的当地，以学问闻名的他，却几乎不与别人争辩，从来都是心平气和，以至于那些犯了“文人相轻病”的患者，一到他的面前，都尽皆惭愧而还。高愈一生著书讲学，传习了高攀龙的学术，保持着对功名利禄的距离，在学问的道路上远行。

高攀龙的《家训》语言平易，旨趣深远。清人华希闵赞高攀龙《家训》说：“家训则周致详密，贯精粗，彻上下，易知易从。”无锡高氏族人将《家训》世代传承，保持着先贤遗风。如今无锡建起了高攀龙纪念馆，旨在弘扬“实学、亲民、忧国、以天下为任”的高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