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发展，一般都体现了家风、家训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明清时期苏州名门望族中，为官清廉、品德修洁且家风谨严的，莫过于以王鏊为代表的莫釐王氏家族、以王锡爵为代表的太原王氏家族、以潘世恩为代表的大阜潘氏家族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常熟翁氏家族“四大家族”。“四大家族”的成功与兴旺，均离不开醇厚严正的家风、家训的指引，尤其是注重“贵廉有耻”门风家范的传承，即诗礼传家以守廉、勤俭持家以养廉、积德行善以促廉。
家族是中国社会基本的组织和单位。家族文化及家族教育对家族成员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家族教育和道德规范核心内容的家风、家训，不仅是家庭、社会道德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家族精神文化的宝贵财产。
所谓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是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 家族文化风格，通常以生活智慧或价值理念的形式蕴含于家训、家规等文献载体中，也以实践样态渗透于家庭成 员的日常行为中。家训是指家庭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是家风的重要载体，对个人的修养、齐家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家族的发展，一般都体现了家风、家训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望族世家尤为如此，其形成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都制定有成文的、有较强约束和教化意义的家规家训。
一、 明清时期苏州“贵廉有耻”的“四大家族”
苏州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中，为官清廉、品德修洁且家风谨严的，莫过于以王鏊为代表的莫釐王氏家族、以王 锡爵为代表的太原王氏家族、以潘世恩为代表的大阜潘氏家族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常熟翁氏家族“四大家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大家族”后代更是人才济济，名人辈出。
王鏊（1450— 1524），明成化十一年（1475）廷试一甲第三探花入仕，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历宪宗、 孝宗、武宗三朝，为官三十多年。王鏊为人刚直，居官清廉。在职卑言轻之时，他廉洁方正、恪守道德规范；做官位 稳步提升之时，他坚持立场、不随俗俯仰；在仕途高峰时，他面对宦官专权、皇帝荒淫的局面，“以道事君，不可则 止”，选择了致仕还乡；在退隐归乡之后，他仍然关心着朝廷局势和民生疾苦。其门人唐寅赠联称其“海内文章第 一，山中宰相无双”。据王氏家谱记载，明清时期，莫釐王氏家族成为江南著名的科举世家，其中进士十二名，举人 十六名，包括探花（王鏊）和状元（王世琛）各一名。
王锡爵（1534— 1611），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侍经筵讲读，历仕嘉靖、隆庆、万历 三朝，官至内阁首辅，功业卓著，为官三十余年，始终秉持“不欺天、不害人、不贪财、不怙宠”的高风亮节，“平生不 私一介，不害一人”。王锡爵及其子王衡，人称“父子榜眼”；其曾孙王掞官至大学士，故又享有“祖孙宰相”“两世 鼎甲”的美誉。王锡爵的儿子王衡与孙子王时敏又荫赠一品，史称“四代一品”。王锡爵家族被誉为“娄门甲族”。
潘世恩（1769— 1854），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及第，嘉庆间历侍读、侍讲学士、户部尚书，道光间至英武殿 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进太子太傅，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为官五十余年，被称为状元宰辅、“四朝 元老”。潘世恩为人正直，端方勤慎，外柔内刚，胸怀宽大；为官严守职责，秉公处理，情理兼具，不枉理徇情。有清 一代，潘氏家族先后共产生了九位进士、三十六名举人、二十一名贡生、一百四十名庠生，其中更出了一名状元、两 名探花，被誉为“鼎甲之族”。
翁同龢（1830— 1904），咸丰六年（1856）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 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居官四十年，官至一品，地位显赫。难能可贵的是，他为 官清正，以德为政，秉公办事，不受贿赂，一生拒收别人馈赠的事例举不胜举。翁氏父子拜相、同为帝师，兄弟巡抚、叔侄连魁，三子公卿、四世翰苑。据不完全统计， 从晚明至清末，常熟翁氏家族共出进士十一人，其中 状元两人（翁同龢、翁曾源）、探花一人（翁叔元），举人 二十五人。
综观以上“四大家族”的成功与兴旺，均离不开醇 厚严正的家风、家训的指引，即注重对家族子弟诗礼 家国、清风正气的培养和熏陶，注重道德修养、为人处 事的言传身教，尤其是注重“贵廉有耻”门风家范的 传承。
二、“四大家族”“贵廉有耻”家风、家训传承
“四大家族”“贵廉有耻”的家风、家训以“廉”为 宗旨，诗礼传家以守廉、勤俭持家以养廉、积德行善以 促廉，对各自族人子孙修身处世、立德进业发挥了重 大作用，使其在追求功名利禄的同时，始终坚持家族 独特的精神追求，保持了家族持续的发展后劲。
1. 诗礼传家以守廉
“四大家族”大体都是循着耕读而仕之路，由耕 读之家进而成为科举世家。因此，“四大家族”子弟 都有着刻苦攻读、读书振家的优良传统。虽然“学优 则仕”“科举入仕”是“四大家族”读书的动力和目 标，但是，在读“圣贤书”的同时，受儒家经典及其道 德规范的潜移默化，树立了清廉自律、志在报国的优 良家风。
莫釐王氏家训，在博取功名的价值取向的引导 下，规劝子弟“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要 求家族成员勤读诗书，知晓礼仪，训诫子弟要明人伦， 讲忠义，“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 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太原王氏家族则始终坚持以儒家道统之根本的 《春秋》传家。王锡爵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曾请 来名士名家，作为儿孙的师友，一起读书治学。太原 王氏家训指出：一个家族的兴衰，主要在于重视和践 行礼仪，而不在于富裕和高贵，所谓：“家之兴替，在礼 义，不在富贵。” 太原王氏所说的礼义，涉及很多方面，而孝顺亲友、和睦乡邻是第一位的，他们认为如果 做到“孝友敦睦”，即使一时贫贱，也终将兴盛；反之， 即使一时荣盛，也终将衰败。大阜潘氏潘冕对诸子提出“刻苦读书”的家训，所 以家中“诵声不辍”，最为刻苦者潘奕藻“严寒至三鼓， 犹伊吾不辍”。潘世荣提出“刻苦读书、奋治上进”以 及“读书贵恒”的训言，潘氏子弟更是手不释卷。
常熟翁氏以“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 的联语传家，倡导读书振家，强调读书、用书与为善、 立业的关系。翁氏家训更以“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 厚之泽可及于无穷”来勉励后人。在儒家忠孝仁义、礼义廉耻思想的熏陶下，
在好学重礼、读书明礼的家训指引下，“四大家族”子弟 饱读诗书、谨遵礼法，讲究立修齐志，言行合礼，追 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境界，保持崇高 的人格和节操，为人能制欲养德、洁身自好，为官能 克称厥职、廉政勤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为善济世。在博取功名之后，亦能明辨是非，恪守廉律，甚至不 惜以身殉道。
2. 勤俭持家以养廉
“四大家族”的先辈从市井底层走上科举入仕之 路，并非一帆风顺，有的甚至家道渐落，生活窘迫。莫釐王氏家族历经靖康之变，从汴梁迁移到苏州，入乡 随俗，经商起家，至七世王彦详甚至入赘陆家。太原 王氏王锡爵祖父（王涌）之前的二三代族人，多以务农 为生，家境极为平常。大阜潘氏潘世恩六世祖（潘仲 兰）自明代起由歙县北迁，落籍苏州，直至二十四世 祖（潘仲兰）还在江淮间从事盐业，寓居姑苏之南濠。西晋末年，政局动荡，翁氏避石勒之乱，随移民潮渡南 迁，后吴郡翁氏子孙渐趋衰落，族人基本以力田务农 为业。至明代永乐年间，该支之一的翁景阳入赘常熟 璇洲里村，成为常熟翁氏始祖。出身的卑微、起家的 艰辛，促使“四大家族”养成了勤俭持家、清廉节俭的 优良传统。
莫釐王氏家训：“致生之道非一，而其要不外乎勤俭二字，勤以开源，俭以节流，则生计自裕矣。”因此， 其家族不乏勤政爱民、以俭养廉的典范。八世王惟善， 授福建长乐主簿，清廉勤政，爱戴百姓，被百姓誉为 王佛子。然居官仅三年，因辛劳过度而卒任上。灵柩 运回苏州时，除了棺材，别无他物，可谓是“一身正气 去，两袖清风归”。十世王鏊官至明朝文渊阁大学士， 居宰相之位，却清正廉洁，全无积蓄，被人称为“天下 穷阁老”。二十一世王泳春任思恩知县时，爱民如子， 以实心行实政，离任时，思恩县民筹资筑“清官亭”纪 念。由于其为官处膏不润，以致去官之日，贫不能归。二十二世王仁宝经营新局，洋商私下交给他回扣十余 万金，王仁宝却如数归公，由此颇受朝廷器重。
太原王氏王锡爵幼时在父母敦厚善良、克勤克俭 品行的影响下，从小就养成了躬行节俭、不贪小利的 优良品质。读书懂事后，王锡爵“更为节缩，一布裘浣 濯数年，食止菜鲜”。王锡爵为官后，母亲一直叮嘱 他“慎毋外索”，教育他不义之财不可取，不要做贪官。王锡爵更是有着较强的自制力，“身处富贵之极而忍， 皆欲节饮食”。王锡爵深受家庭勤俭廉洁教诲，“立 朝三十余年……亦颇得廉名”，衣锦还乡后，“俭素如寒士敝车缊袍，人不知其既贵也者”。
大阜潘氏潘奕藻做官十余年，处境贫穷，不仅自己穿着朴素的衣服，还以此要求家里仆从之辈。潘世 恩为官不因私情而收受礼物和接受宴请，退朝后即回 家休息或饮食，去世之日，家中没有积蓄，以致借款而 归乡里。潘祖荫为官从不中饱私囊，所乘马车、轿子 都很破旧。
常熟翁氏翁叔元任盐运使有年，晚年归田，两袖 清风，无以为食，只能四处云游。翁咸封任海州学正， 前后七次奉檄赈灾，经手钱粮上万，但分毫不沾，一家 过着豆屑杂麸皮的艰苦生活。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 有“廉正传四海”之誉，给自己的书斋取名“知止斋”， 取《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久长”之意，以 此自诫“知足、知止”。翁心存以“为语汝曹须自立，家风清白守仪型”教诲子孙要“安贫”“自立”。翁同龢 长兄翁同书从安徽巡抚任卸职奉旨回京，其行囊“衣 箱无一个，惟襟被一囊，破书数束而已。见者皆谓地 方大吏行李未有如此萧条者也”。翁同龢对于中下 级官员的馈赠，无论是太湖石、名家书画，还是银钱、 贵重物品之类的馈赠，他一概拒收，被誉为“矢诚矢 敬，有古大臣风”。
勤以开源，俭以节流。家无俭不旺，唯俭方以养 廉。俭省节约的家风、家训不但是“四大家族”崛起、 兴旺的重要法宝之一，也是家族子弟艰苦奋斗、清正 廉洁作风的动力。明清竞尚奢靡的社会风气与日俱 增，而“四大家族”终不忘本，俭以养廉。
3. 积德行善以促廉
《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 有余殃。”“四大家族”虽以勤俭持家，在生活起居中 力戒奢侈，但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待他人以善 存心，乐仁好施，不图回报。
莫釐王氏家训：“或俭与忠厚相仿，是不知俭为 薄于自奉，非待人刻薄也。又疑忠厚者，每短于治生， 是不知忠厚之义，乃精明不失浑厚之谓，非糊涂易受 人绐之谓也。”其家训告诫子孙：“为人端方谨厚， 浑然不露圭角，处世接物。一以先人训言为则，家道 日裕，而不以富自封，曰财流物也，偶寄焉耳，若据为 己有，是人为财用，而非人用财也。常与人同乐、少取 多予。”王氏家中经常备有雷允上六神丸、避瘟丹、十滴水等常用药品，为邻里随时来取。十四世王永熙 是明末贤士，为人真诚厚道，做事不求名禄显达，平时 好施舍且急人所急，亲戚、邻居遇婚丧困难者，慷慨赞助。王永熙平时生活十分节俭，但对贫者从不吝啬， 所居苏州城西祖传房屋前后左右租于他人居住，不索租金，岁时反赠以钱米。
太原王氏家训明确提出“和睦乡闾”的要求：“凡 生同土壤，周旋累世者，非系戚党，即属交游。或其子 孙衰替，久断往还，或市井谋生，衣冠路隔，而其始未 尝不情联故旧，谊洽比邻。”l 太原王氏认为凡是出生 在同一块土地且世代交往的人，不是亲友就是同乡， 因此对于那些后来家道衰败、于街市谋生者，要用当 初的情谊，像老朋友、好邻居一样来对待他们。太原 王氏祖孙还崇佛，专好施与，平日里对自家奴仆严加 管教，对家人再三勉励：事事宽厚，念念端正。明末苏州太仓乱民暴动，一些乡绅大户被烧杀劫掠，而太原 王氏家族因广积厚德安然无恙。
大阜潘氏潘仲兰乐善好施，常救人于危难之中，饥者给食，寒者授衣，大力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修整 桥梁、铺平道路、抚幼存孤、掩骼埋胔等。潘景文在 乡里也是力行善事，如维修桥梁、赎人子女、救济赈荒 等，当地百姓感念景文的恩德，为其设立生祠以示怀 念。潘冕不仅热衷于帮助亲友们的婚丧急难之事，而 且尽心竭力于乡中诸多善举，如给予贫困百姓衣物、 棺椁等。潘曾沂于乡居期间，致力于济世利民，曾捐 田 2500亩，在苏州建丰豫义庄这，救助地方贫民。潘遵祁在乡里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如救济贫民、资助丧葬等，尤在救助灾民方面贡献巨大。
常熟翁氏家训“绵世泽莫如为善”，告诫后人翁氏 家族就是凭借着忠厚家风、积德行善来绵延家业。翁同龢母亲临终时，留下遗言：“凡吾子孙其毋忘行善 事，为善人。”令翁氏儿孙辈终生难忘。翁同龢亦曾手书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
忠厚方能传家久。守勤俭之风、行忠厚之事，行 善渐渐成为“四大家族”的一种家族文化，代代相传。“四大家族”积德行善的家风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思 想，但客观上淡化了家族子弟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和对 财富的占有欲望，甚至在财富过多时，主张生前捐给 慈善和义塾，对子女不多留。“四大家族”好义捐助、 积善乡里的善举，敦促家族子弟以廉立身，涵养清廉 质朴的家风，在乡里终积善名，保证了家族的稳定发 展和长盛不衰。
“四大家族”守廉、养廉、促廉的家风、家训，凸显 了家族“贵廉有耻”的文化传承与品行修养。因此， 后世子弟居家则多孝子孝孙、贤妻良母；为政则克己 廉洁，多清官良吏。一人义则一家举义，一家善则一 地向善。“四大家族”“贵廉有耻”的家风、家训不仅为 自身家族的发展和昌盛奠定了基础和声望，而且构建出苏州区域文化特性与精神特质。
